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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
薛毅：但另外一条思路倒出现了。自由主义对后现代主义、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发现了这些理论的一条罪状：中国的文革影响了西方，文革构成了这些理论的一大资源。有一个来自自由主义的很有文学性的批评：“来自塞纳河左岸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当年确实是在中国比苏联更左更社会主义的狂热实践中，深深吸入过一口精神鸦片，却至今不见象样的反省，吐出那一口氤氲之气。”（笑）
张：我觉得这种论述没有道理的，很难成立。因为首先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接受的并不是我们所接受的文革，他们是在自身的理论、意识形态和想象的框架里来认识文革的。举个例子，他们最欣赏毛泽东的一个文革理念：继续革命。继续革命对他们有感染力是因为它有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西方左派强调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没有这种批判就永远生活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不一定只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有这种批判，只要是一个有自我意识、批判精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想了解什么是真实的历史，想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想了解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不见得一定要打上阶级烙印，他有一种认识论上的冲动，有一种想了解现实的冲动，渴望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美好的和谐的，其真实关系是不是人剥削人。像这类冲动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中比比皆是，这构成近代资产阶级学术非常主要的一个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强调的就是要打碎和摆脱那种束缚人的意识形态的人和世界的想象性关系，而去把握一种真实。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自己没办法摆脱这种关系，一旦超越了意识形态进入到历史真实，随后会发现自己进入的不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体系，人和自己的幻觉的搏斗是无止境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批判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不断进行，讲自己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政治动员状态。毛泽东理论对他们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在于，毛泽东作为国家体制的缔造者，他的一个革命理念就是继续革命，也就是提出一个现象，任何一场革命的结果都会有一种反动，这反动不一定来自过去的“阶级敌人”，而是说一个革命者，可能蜕化为官僚主义者，蜕化为特权者，变成新阶级，使社会重新变得异化、僵化。这种理念在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上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他们接受这一套完全是基于战后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压力，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革的接受就是接受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接受了红卫兵那一套。他们接受的是那种反抗父权、反抗体制和追求解放、追求自由的精神，是对这种抽象理念的认同，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同样不能说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就是原封不动的搬用西马对文革的一种不加分析不加批判的接受。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有非常大的选择性和具体的社会针对性，所以不能简单的以制造意识形态短路的方式来取消理论思考，而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刚好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我也看到过一种评论，认为当代这种对文革的读解不过是文革余孽的回潮。这太简单化了。其实这倒是一种文革大批判式的的思维，不经过历史分析，不经过文本分析，不经过理论中介去抓住其根本性立场。这有点像那种抓黑手、揪后台式的思维，反而暴露出当代中国知识界还是非常急切的要去寻找关于进步、启蒙、文明的一种绝对的终极性理念，绝对的普遍真理，所以它必须为这种现代性的直线性思维寻找一种历史的动力，而这种历史动力变成了要在当代中国发明一种“原罪”感，文革变成了当代中国人的“原罪”。因为有“原罪”，所以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赎罪”，只有赎罪才可以进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而世界文明主流就成了天堂。这好像是一种宗教式的对文革的理解，对当代中国生活世界的理解，对西方为代表的所谓普遍性世界文明的理解，这些都非常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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