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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仪再次与美国人交锋是在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会谈中。曾经强烈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会见吴仪后不得不甘拜下风，他说他希望能活到一百岁，不过，碰到吴仪这样强劲对手，他恐怕活不到一百岁了。格雷厄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会见邓小平之后险些摔下台阶的撒切尔夫人。此后，吴仪强硬、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便深入人心，德国《南德意志报》称她为“中国的铁娘子”。而正是这场谈判，让吴仪患上了失眠症。无独有偶的是，美国财长保尔森也将在二零零八年退休，这两位在“谈判战争”中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在同一年度离任，让外界有些担心中美贸易的走向。
吴仪在美国《福布斯》二零零七年“世界百名权威女性”排名上名列第二，福布斯的评价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吴仪的权力也相应扩充，同时她在领导中美贸易谈判时拒绝卑躬屈膝。
二零零五年，烫了头发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公愤。正在日本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当即取消了原定与小泉的会面，中断访问回国。吴仪对日本说“不”，大快国人之心，但这是相当严重的外交事件，很多人为吴仪的外交形象担忧。当时在日本青森中央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陆培春就发表了题为《为吴仪拂袖而去鼓掌》的文章，认为吴仪甘冒自身外交形象在国际社会有可能一时受损的危险，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敢于向日本说“不”，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示出中国的外交魄力。
铁面的吴仪当然也有幽默的一面。曾经有西方媒体说吴仪去美国国会山会见议长佩洛西是羊入虎口。可是吴仪调侃地说，我就是属虎的，所以我并不害怕。佩洛西则马上说她属龙，她与吴仪就算是“龙虎斗”。 二零零六年四月吴仪为缓和两国贸易紧张气氛赴美国签署采购订单，她在华盛顿对满屋子的媒体记者自我介绍时说:“主席台上男士的数量超过了女士。”她接着面无表情地说：“所以很显然，我现在处在弱势地位。”助手翻译了她的话后房间里一片沉默。忽然她用英语说：“开个玩笑而已。”在场记者忍不住爆发出一阵笑声。
继“铁娘子”之后，海外媒体对吴仪的另一个称号是“SARS期间的救火队长”。然而，SARS对中国人来说，绝非仅仅是一场火那么简单。二零零三年春，SARS病魔不停地吞噬生命，恐慌的传播速度甚至快过病毒本身。医疗机构、政府处于失信状态。身为副总理的吴仪临危受命，出任防治SARS 防治指挥部总指挥。吴仪对医疗卫生领域并不熟悉，但受到温家宝总理的委任，也勇于承担。“我从事革命工作四十年来从未对国家说过‘不’字。当时我就想，上就上吧。就这样，我挑起了遏制SARS的重担。”吴仪立刻找到了钟南山，并迫切地问：“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吴仪接受了钟南山的建议，开始破除北京各家医疗机构之间的芥蒂，在危急时刻，大刀阔斧地整合北京乃至全国的医疗资源，迅速组建了小汤山传染病医院，最终战胜SARS。SARS退败后，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继续参与医疗体制改革，鼓励将原属于政府的很多技术性、规范性的职能转到医学会等社会团体身上，缓解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恪尽职守的吴仪在离任卫生部长时谦虚地说：“我当了两年不合格的卫生部长。” SARS之后，吴仪出任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一个人跳入了吴仪的视野，她就是被誉为“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的高耀洁。吴仪亲自到河南面见了高耀洁，向她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病人现状和治疗意见，高耀洁回忆说：“她就像我以前听说的那样，最喜欢倾听基层的声音。”
二零零七年八月，吴仪出任国务院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从抗击SARS，到中美贸易摩擦谈判，再到艾滋病防治、食品安全管理，吴仪总是以她的干练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出现在民生大事的最前沿，她的果敢和应变能力也得到了公众的赞誉。
外表不苟言笑的吴仪，其实还有着平易近人的一面。见过吴仪的高耀洁就说：“吴仪很随和，没有官架子，比一些乡镇的女干部更容易接近。”
她以直率和严格著称令人印象深刻。在一次考察血吸虫病态势时，下到基层的她高喊：“干部们给我退下去，农民朋友们走上来。”
她的平易与谦和也令人感佩。考察农村医疗问题时，她曾走到农民中间，用当地方言大声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国务院的，我姓吴，叫吴仪。”
然而，平易近人的吴仪在对待同僚时甚至有些苛刻。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她打断了东北某官员冗长的发言，说:“你能否别说套话了。”
对待工作，吴仪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她从未夸夸其谈说过恪尽职守，但是却坚持如一。从在燕山石化公司的时候起，她就养成了对消防车特别敏感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不管时间多晚，一听到消防车响，她马上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扑向电话，了解是何处出了事故，然后马上赶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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